不管是自行離職的、被裁員的、尚在任職的，近來似乎都對Google頗有微詞。
去年7月離職的Google AR軟體主管Mark Lucovsky指出，AR領導階層的人事異動，以及Google朝三暮四的承諾與願景，是他決定辭職的主因。
在Google任職長達18年，於去年底辭職的前Google軟體工程師Ian Hickson在去年11月寫了一篇長文，描述了這18年來Google內部文化的轉變。他說自己很幸運能經歷剛剛IPO後的Google，當時Google任何階層的員工都非常關心做正確的事情，「不作惡」（DontBe Evil）確實是公司的指導原則。
Hickson見證了Google因許多替社會造福的行為而遭到批評，如GoogleBooks，那時的主管也都會給出坦率且透明的答案，他在Google從事HTML及相關標準的工作時，其任務是替網路帶來所有好的事情，因為所有對網路有益的事都會對Google有利，也被明確告知要忽略Google的利益。
曾幾何時，Google的文化改變了。原本以使用者為利益的決策，變成以Google利益為主，再轉成以決策者的利益為主，同時透明化也蒸發了。待在Google的後期，Hickson再也找不到有人可以解釋Google的願景，士氣處於史上最低點，且灣區的心理治療師可能會告訴你，所有的Google員工都對Google不滿意。
Hickson也批評Google的裁員政策是出自於推動股價成長的短期利益，不再優先考慮長期的成長，同時裁員也帶來潛在的不良影響，過去Google員工可能會關心使用者或是公司，相信做正確的事情終將得到回報，不論是否為職責所在，但在大規模裁員之後，當員工不再相信公司的支持，只能大幅減少任何的冒險行為。
Hickson認為，上述的種種問題很大一部分要歸咎於執行長Sundar Pichai欠缺有遠見的領導能力，同時Pichai也對維護Google的早期文化缺乏興趣，還放任無能的中階管理人員蔓延。
身為今年首波裁員對象的前Google工程經理Kenneth Smith則說，他是在1月10日晚上收到職務被取消的電子郵件，他認為，如果需要讓某人離開，應該要面對面地看著他們的眼睛，最後跳出來跟他會面的是主管的主管。
Smith表示，他對Google在2023年1月裁撤1.2萬名員工的方式感到憤怒及沮喪，在此次的裁員中，他並未看到Google從那次的經驗中學到太多東西。
尚在Google擔任軟體工程師的Diane Hirsh Theriault對Google的批評則更為激烈。她說Google不具備有遠見的領導者，不管是最高管理階層、資深副總裁或副總裁，全都非常無聊且茫然。
Theriault指出，這麼多年以來，Google從未推出任何一款成功的事物是由高階主管推動的，副總裁們有時會企圖下令，像是我們需要一個新的聊天程式或是以AI為優先的展示，然而，這些事物多半很草率，半生不熟的，倘若沒有在6個月內獲得1億名用戶，那麼就會被放棄並關閉。
在她任職Google超過8年的時光中，的確曾經遇見有能力的主管，這些主管列出了方向，聚集了團隊，測試一堆東西，有的東西有黏性而且很酷。然而，現在全都是一些無聊且茫然，給出模糊方向（AI），同時扼殺金鵝（Golden Goose，穩定營收）的主管。
Theriault認為，這些主管並沒有自己真正的願景，於是他們需要下屬替他們想出很酷的東西，然而，在過去的一年來，整家公司都在輪流裁員，從工程、銷售、支援、用戶體驗、產品、到資料科學等所有部門，而且只是隨意的裁撤員工，燒毀知識並摧毀功能完整的團隊。
不過，有些人覺得Theriault的說法過於偏激，因為Google所有高階主管都無能的機率並不高，也推測如此重砲攻擊自己公司的Theriault可能會被Google開除，或者未來也不容易找到新東家。
另一名Google前員工Daniel Raffel則說，他覺得Google的問題不在於缺乏有遠見的領導者，只是其文化變得崇尚快速模仿、太早發布產品，還有對專案的投資不足及放棄專案的傾向，與其說是缺乏遠見，不如說是缺乏承諾。
對於這些Google內部風波，曾經擔任記者及風險投資人、長期浸淫在矽谷的Om分析，Google似乎陷入了與貝爾實驗室（Bell Labs）、Xerox Parc或IBM ResearchLabs相同的困境，當這些企業霸主與可穩定預測的搖錢樹緊密結合時，便無法再做出大膽的決定，那些從中階晉升至高階的管理人員則喪失了想像力及冒險能力，而無法再將公司置於新的成長曲線上。
